“这我知道，我想问的是您明明高中成绩这么差。

到底靠什么如今才能获得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的？”

李修文也知道，对方问的实际上就是成绩这么差。

凭借什么才能获得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这个大奖的。

但是。

自己的回答也并不是逃避，也是清楚的回答了他的问题。

成绩差，来就和获得蒲松龄文学奖没什么关系。

能获奖，纯粹是和他写的小说比较经典有关。

而写小说，更是基本上和高中成绩没什么关系。

更别说，原主学的还是和写小说关联更远的理科了。

便和善的道：

“这我说了啊，靠写小说得的蒲松龄短篇小说奖。”

说罢，为了避免这个男记者尴尬，李修文笑着又说：

“我想你问的应该是怎样靠写小说获得蒲松龄奖的吧？”

“对。”男记者忙点头。

见状，李修文就笑着回答了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至于我怎么靠写小说获得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这种大奖。

那首先肯定要感谢蒲松龄奖的评选委员会给我评奖了。

其次，那自然就是怎样能写出让评委认可的小说了。

关于这点，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关于文学的认识。

我想，这或许就是我能写出这么多好小说的关键。

这我之前也说了。

我认为，文学就是单向度社会里的多向度的存在。

要想写出好小说，首先要有超越单向度社会的束缚的意识和勇气。

这点，我觉得也是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最大的区别。

优秀的严肃文学，往往能够超越单向度社会的束缚。

教人反思欲望、社会、人性、道德等单向度社会固化的东西。

而通俗文学，则是顺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喜爱和认识。

这也是通俗文学能获得读者喜爱的最关键原因。

做不到这些，很容易就会被它们的目标读者给反感。

一些作家，将讨好这些读者当做好小说的标准。

实际上是偏离了严肃文学这种东西的真正本质。

当然，如果他们是写通俗文学，那就另当别论。

而我的那些小说，都是突破了单向度社会某方面束缚的存在。

比如《南方高速》，戳破了现代社会发展神话的虚幻。

《变形记》，揭露了金钱异化状态下的冷酷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我能够获得蒲松龄文学奖的原因。”

思绪发散，一不小心，李修文就说了一大堆。

说完，李修文便有些后悔了，自己貌似话太多了。

对方就问个问题，自己一口气竟然说了这么多。

这点，也是他前世因喜欢读书遗留下来的习惯。

前世，和别人谈到生活上的那些事情他木讷的像个呆子。

可是要是和别人交流这些观点理论上的某些话题。

他就感觉他脑海里的思绪霎时如泉涌般滔滔不绝。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他猜测这可能是和每个人的思维习惯有关。

大部分人，关注的是日常的那些人际关系和眼前事物。

因此，说那些话题，他们就身处在自己的舒适圈内。

而他自己，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读书上面。

那些书里的观点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某种舒适圈。

正因如此，说起这些话题，他才能滔滔不绝。

说不上他和另外一种人到底哪种人的思维方式更正常。

但他也觉得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没什么高低之分。

人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