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飞并不是拿这些人没办法，只是他并不是暴力狂，在之前可以采取温和手段的时候，没必要过度使用暴力，暴力的成本还是略高。

如同他从不去讨好那些注定会与他为敌的人，以至于被当做不通人情世故一样。

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任何手段都只是小道，拘泥于手段漂不漂亮，而不能厘清矛盾的本质，无疑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兴远，你拟发一道命令，命各王田区派出民兵，配合各县令、县长，收取田税；若是没有足够钱粮纳税的，则以土地抵扣。”方飞对俞厢道。

既然现在对方开始耍赖，方飞就要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了。虽然他建设民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收税，但维护国家政权的统治，肯定是民兵应尽的义务。

俞厢正要领命而去，方飞又补充道：“随同征税命令，再一起下发一道条令：解散所有宗族武装。三辅之内除了官兵，只能有民兵存在。若有人反抗，以叛逆论处。”

等俞厢离开后，方飞又对钟繇道：“其实这些事你们不必等我回来决定，收税是你们的职责，你们可以动用能动用的所有资源……算了，我看还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税务部门。”

“唯税收与死亡不可避免”。

但夏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税收，历来是一个大难题。

汉代，乃至整个古代的赋税，都是以农税为大头。

农民虽然组织性差，正常情况下也没有抗拒赋税的能力，但这也导致了税额小而零散，税收成本居高不下。

大司农掌握着财政收支，管理郡县钱粮收缴、仓储、官员工资发放等事情，地位却只是九卿之一。

而且大司农管辖的人手也不多，助手只有一个秩一千石的大司农丞。

其下则有几名秩六百石的部丞、太仓令、平准令、导官令等，分别负责帑藏、漕谷、物价等，还要承担官营织造作坊纺织品的印染、皇室的谷物加工、祭祀用的牲畜禽鸟等等。

所以实际上执行税收、均输、漕运的，都是各郡县官员和其下属的掾吏，大司农本身并没有相应的人手和职权。

古代的赋税基本都是由地方官征收。

那些占据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阶级，又常常被官府当做收税的主要力量，形成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情况。

而且由于占据着大量财富，让这些人更容易打入统治阶级，从政策的制订开始，就为本阶层谋利。

尤其是到了王朝末期，门阀壮大，各种势力勾结，对下残酷压榨，对上隐瞒欺诈，从底层剥削的绝大多数财富，都落入了官员和地方豪强之手。

这些势力、阶层，原本是朝廷税制的主要制定者、执行者，他们自己出了问题，就会导致国家赋税总是从根子上烂掉。

方飞目前还没办法大幅度降低税收成本，但可以把这个权力拿过来。

即使同样需要高额成本，他也宁愿拿这些财富去养一群专业的税吏。

当然，方飞并不是要免除地方官的收税职责。

只要抗税会受到打击，那么大多数人，就会主动纳税，而不是说必须要无穷的人手去每一个人面前，用暴力催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