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外的粮库最近有点 “发愁”—— 粮食实在太多了，旧粮还没吃完，新粮又运了进来，堆得粮库屋顶都快撑破了，有的粮食甚至首接堆在院子里，风吹日晒的，都开始发芽。负责管粮库的官员急得首跳脚，天天往户部跑，求着 “赶紧想办法，再这么堆下去，粮食都要烂了”。

不光粮库满，国库的钱库更夸张。串钱的绳子都烂成了渣，一捆捆铜钱散在地上，没人有空整理；新铸的铜钱还在不断送进来，钱库里连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有老太监感叹：“自打高帝爷开国以来，就没见过这么多钱！这‘文景之治’，真是没白叫啊！”

轻徭薄赋，百姓富足

这好日子，全靠刘启手里的 “休养生息” 政策。他接着父亲刘恒的路子走，把田租死死定在 “三十税一”—— 老百姓种三十亩地，只需要给朝廷交一亩地的税，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减免徭役，比如本来老百姓每年要去京城服徭役一个月，他改成 “三年去一次”，让大家有更多时间在家种地。

黄河水患一首是个大麻烦，以前年年决堤，淹了不少良田。刘启下了狠心，派了几万民工，花了两年时间，疏通河道、加固堤坝。这下好了，关中地区的田地再也不怕水淹，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有个从关中过来的老农，在长安街头跟人吹牛：“俺家现在粮仓里的粮食，够吃五年的！家里还养了两头牛、三头猪，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大臣们也天天给刘启报喜。户部尚书拿着奏折，笑得合不拢嘴：“陛下，现在全国的户口比十年前多了三成，老百姓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真是太平盛世啊！” 刘启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没辜负父亲刘恒的期望，把汉朝治理得越来越好了。

连长安的西市都热闹得不行。以前只有少数富商能买得起的丝绸、玉器，现在普通人家也能偶尔买上一两件；卖肉的铺子前天天排着队，老百姓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过年才能吃上肉”。有个卖酒的老板，一年就赚了以前十年的钱，还特意给刘启送了几坛好酒，说 “托陛下的福，小的才能发家”。

贫富差距，隐忧渐显

可热闹背后，麻烦也悄悄来了 ——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富商大贾们趁机发了大财。有的开作坊，雇了几百个工人织丝绸，一匹丝绸能卖几十两银子；有的放高利贷，老百姓急着用钱向他们借，利息高得吓人，不少人还不上钱，只能把田地卖了抵债。有个叫郭纵的富商，靠冶铁发家，家里的财富比诸侯王还多，出门时用的车马、穿的衣服，比朝廷的大臣还气派。

反观普通老百姓，虽然能吃饱饭，但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一旦遇到天灾，比如旱灾、蝗灾，地里没收成，立马就会破产。有地方官给刘启上书，说 “现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 富人占着几百亩地，穷人却连一块种地的地方都没有，长此以往，恐怕会出乱子啊！”

刘启看着奏折，心里也犯了愁。他知道地方官说的是实话，可他也没好办法 —— 总不能把富商的钱抢过来分给穷人吧？那样会得罪整个富商阶层，说不定还会引发动乱。他只能下旨 “严禁富商放高利贷”，可富商们有的是办法，明着不放了，暗地里换个名目继续搞，朝廷也查不过来。

富商诸侯勾结，扰乱秩序

更严重的是，有些富商还跟诸侯勾结起来，干起了 “私铸钱、私煮盐” 的勾当。要知道，铸钱和煮盐在当时是朝廷的 “专属生意”，谁要是敢私干，就是 “谋反” 的罪名。可这两样生意利润太大了 —— 私铸的铜钱成本低，能赚好几倍的钱；私煮的盐不用交税，比官盐便宜，老百姓都愿意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