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年的腊月，北京城是在一种新奇又忐忑的气氛里度过的。头一回，人们揣着珍贵的粮证和零星发放的、印着“春节补助”字样的特殊票证，排队购买那比平日稍多一点的年货。

供销社仓库比平时更加忙碌。各种贴着“节日特供”标签的物资进进出出：成捆的冻带鱼、用草绳系着的少量花生瓜子、包装简陋却金贵的水果糖…何雨柱忙得团团转，清点、登记、协助分发，指尖冻得通红，心里却异常清醒。他仔细观察着每一样特供品的数量和分配方式，将它们牢牢刻进脑海——这些都是未来衡量稀缺程度的重要标尺。

社里也象征性地给职工发了点年货：每人一小条毛巾，两块固本肥皂，还有几张能优先购买处理品的内部券。何雨柱领了自己那份，默默收好。

下班路上，年的味道比往年淡了些，却更“实在”了。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哪里有好玩的，而是哪里能买到不要票的处理豆腐，或者谁家换到了额外的肉票。精打细算成了过年唯一的主题。

回到西合院，这种计算更是达到了顶峰。中院里，贾张氏正和另一个妇人因为借还的一碗棒子面数量似乎有点出入而争执不休，声音越来越高。

“我明明记得是满碗！”

“你那就是平碗！我还倒贴了你一撮咸菜呢！”

眼看就要吵起来，易中海从屋里走出来，他如今在院里工人里技术好，年纪也较长，说话有些分量。他身后跟着另两位平时比较明事理、也愿意管点闲事的老住户。

“行了行了，老嫂子，大过年的，为一碗棒子面值当吗？”易中海声音沉稳，带着一种自然的调解语气，“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多点少点，心里有数就行，别伤了和气。刘家的，你也少说两句。”

那被叫刘家的妇人嘟囔着：“易师傅，不是计较，是这理儿…”

另一位老住户也打圆场：“就是，眼看年关了，街道上也说了，要咱们院里自己团结，互相体谅，小事儿就别麻烦军管会和工作组的同志了。老易说得对，差不多就行了。”

贾张氏还想说什么，但看了看易中海和另外两人，哼了一声，没再纠缠，端着碗扭身回屋了。刘家的也嘀咕着走了。

这看似寻常的一幕，却让何雨柱心里微微一动。他注意到，易中海和那两位老住户，似乎无形中承担起了一种调解邻里小纠纷的角色。一种基于居住共同体和熟人关系的、非正式的“调解”雏形，正在自发地形成。 没有名头，没有仪式，但一种新的秩序正在院里慢慢扎根。他知道，这就是后来“大爷”制度的萌芽。

易中海看到何雨柱回来，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但那眼神里似乎多了点东西——一种对院里事务的天然关注和隐隐的责任感。

何雨柱带着雨水，依旧按规矩去拜年。给老太太的是一包普通糕点，易中海家则是一小包社里发的水果糖。礼轻，但没人挑理——这年头，能拿出像样的东西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