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更燥热些。不仅是天气，连西合院墙外透进来的空气，都仿佛裹挟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蠢蠢欲动的热浪。

院里的日子依旧清贫，但某种根植于匮乏的麻木正在缓慢消融。阎埠贵又开始揣着小本本，研究怎么能把居委会刚允许出现的零星个体经营摊点利用起来，换点实惠。刘海中偶尔会看着街上渐渐多起来的、穿着不是灰就是蓝以外颜色衣服的年轻人发愣。就连棒梗，也托人介绍，进了街道新办的塑料厂，虽然工资微薄，总算是个正经工人。

何雨柱依旧是那个何雨柱。上班，下班，偶尔拎点合作社处理的蔫巴菜叶子回来。但他看报纸的时间明显长了，那台破收音机调台也更频繁，总是停留在播放新闻和经济信息的频道。

变化，是从那些越来越密集的新词儿开始的。

“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招商引资”、“港商侨胞”…这些词汇像一颗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广播里、在逐渐变得丰富的报纸版面上、甚至在街道干部偶尔的谈话中，溅起越来越清晰的涟漪。

何雨柱的心，活了。

不是小打小闹的活泛，而是一种沉寂了十年、甚至更久远的野心和渴望，被彻底点燃了。他比院里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再是那种旋起旋灭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要扭转乾坤的巨大变革。

一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何雨柱把一张小心剪下来的报纸推到安风面前，上面登着关于广东设立经济特区、欢迎投资的报道。

“风儿，”他声音压得很低，眼神却亮得灼人，“我想出去一趟。”

安风吓了一跳，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出去？去哪？”

“南边。可能…还得过境去香港看看。”何雨柱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去那地方干啥？人生地不熟的，多危险！”安风脸上写满了担忧。香港，那是个只在模糊传闻里存在的花花世界，离他们太遥远了。

“危险里藏着机会。”何雨柱指着报纸，“你看这上面说的，国家现在欢迎咱们出去的人回来投资，给政策，给方便。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关口！”

他不能告诉安风关于地下密室那笔巨富的真正规模，只是换了个说法：“我琢磨着，咱家这些年省吃俭用，也攒下点底子。放在手里，就是死钱。不如趁这个机会，出去闯一闯，摸清门路，看看能不能正儿八经地做点生意。成了，能给国家创汇，也能给家里挣个好前程。不成，也就当见见世面。”

安风看着丈夫，看着他眼中那种久违的、近乎锐利的光芒，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也是这样，顶着全院的不理解，买下了东跨院那块没人要的荒地。她沉默了许久，才轻声问：“非得你去？不能想想别的法子？”

“这事，别人去我不放心。”何雨柱握住她的手，“路子得自己蹚出来，才稳当。我打算以…探亲的名义，顺便考察市场。听说早年跑去那边的远房亲戚，好像有点音信了。” 这个理由，是他早就琢磨好的，半真半假，足以应付申请手续和院里的打听。

安风知道丈夫一旦下定决心，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她叹了口气，反手握住他粗粝的手掌：“那你…一定得多加小心！听说那边乱得很…”

“放心。”何雨柱笑了笑，“你男人精着呢，吃不了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