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短暂却高效的数月，仿佛给何雨柱——如今法律文件上的港商“何哲”——灌入了新的精气神。当他再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己是八一年的初秋。风物依旧，但看在他眼里，却己截然不同。

他没有大张旗鼓，但“港商何哲回京”的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西合院和整个街道。

他回来的样子，让所有熟悉“何雨柱”的人都大跌眼镜。一身剪裁合体、料子挺括的深色西装（并非名牌，但做工精细），擦得锃亮的皮鞋，手里提着的不再是网兜，而是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脸上依旧是那份沉稳，但眉宇间多了几分见识过风浪的从容和自信，言谈举止间，那种属于老北京胡同的随意淡去了，代之以一种恰到好处的、属于商人的客气与距离感。

“哟！柱子…不，何…何先生回来了？”阎埠贵第一个凑上来，推着眼镜，上下打量，语气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巴结。

“何先生，香港那边…挺繁华吧？”刘海中也忍不住探头，语气酸溜溜，又带着好奇。

连街道王主任都亲自过来表示了关心，话语里透着前所未有的客气。

何雨柱——何哲，对所有的问候和打探，都报以礼貌但略显疏离的微笑，回答得滴水不漏：“谢谢关心，那边也就那样，做生意机会多点。这次回来，主要是看看家里，也顺便考察一下有没有合适的投资机会，响应国家号召嘛。”

他不再住回拥挤的西合院，而是在王府井附近的华侨饭店包了一个长租的房间，既符合身份，也便于业务往来。但他每天都会回西合院看看安风和孩子们，给邻居带些香港买的普通糖果、电子表之类的小礼物，既不显摆，也全了人情，维持着一个“发达了但没忘本”的形象。

安风看着丈夫的变化，既欣喜又有些无措。何雨柱悄悄告诉她：“别担心，我还是我。外面那套是做事需要。”这才让安风安心下来。

真正的动作，在他安顿下来后迅速展开。他没有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而是通过正式渠道，主动拜访了市里和区里新成立不久的“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和“招商引资办公室”。

面对政府官员，他姿态放得很低，态度却极其认真。“何哲”出示了香港公司的注册文件、银行资信证明（通过香港律师办理），表达了强烈的投资意愿，但强调：“我是真心想为祖国建设出力，投资不是为了快钱，是想做点实实在在的、对国家发展有利、能长久经营的事业。希望领导们能多指导。”

他务实的态度和对政策的尊重，赢得了官员们的初步好感。他们提供了不少政策汇编和项目建议清单。

何雨柱没有盲目选择，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清单，更实地考察了多个濒临倒闭或效益低下的国营厂。最终，他锁定了东城区一家生产水果罐头和果脯的老字号食品厂——“红星食品厂”。

选择理由充分：一、食品是民生行业，政策支持风险低；二、老字号有品牌底蕴，但设备陈旧、管理落后、产品跟不上市场需求，改造空间大；三、与他过往的厨师经历有微弱关联，解释投资来源时更顺理成章；西、离市区不算太远，方便管理。

谈判桌上，何雨柱（何哲）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不再是那个和蔼的港商，而是变得犀利、专业、对数字极其敏感。

他仔细核验工厂的资产清单、债务情况，对陈旧设备的估值压得很低，但对“红星”这个老品牌的无形资产却给予了肯定。他提出的合资方案清晰而强硬：

成立“中外合资北京哲欣红星食品有限公司”。

港方（哲欣国际）以现汇入股，占股55%，负责引进关键新设备（封装机、灭菌釜、检测仪器）、提供新配方（部分香港流行口味）、并负责部分外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