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是好事。”李卫国吹了吹茶杯上的浮沫，慢悠悠地说，“不过啊，小舒，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组长请说。”
“这位吴教授，学问是好的，名声也大。但是……”他的声音带上了几分推心置腹的意味，“他的一些观点，在学术界也不是没有争议。你跟他通信，学习可以，但也要注意把握分寸，别被他带了节奏。咱们边疆的工作，还是要立足于咱们自己的实际，对不对？”
舒染面上不动声色：“谢谢组长提醒。我会注意的。吴教授指导的主要是手册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法，核心内容始终是我们边疆基层的实践总结。”
李卫国干笑两声：“那就好，那就好。你心里有数就行。”说完，端着茶杯又踱回了自己的座位。
舒染低下头继续修改稿子。
经过数月废寝忘食的奋战，手册的修订稿终于完成。舒染仔细誊写清楚，附上一封详细的说明信，寄往首都吴教授处。
随后的日子她照常工作，但心思总不由自主地飘向远方，揣测着吴教授对修订稿的评价，担忧着出版事宜是否顺利。
一个月后，吴教授的回信终于到了。信很厚。
舒染屏着呼吸拆开信封。
吴教授在信中对她的修订工作给予了正面评价。他告知，已将书稿推荐给他相熟的一家国家级教育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初步审阅后兴趣很大，已进入进一步的阶段。
喜悦冲散了连日来的疲惫和焦虑。
舒染第一时间向上级做了汇报。领导们当即指示办公室行文，以兵团的名义向出版社发函，表示对出版工作的全力支持。
消息在局里传开。祝贺的声音更多了，但舒染也察觉到一些目光变得更加复杂。
有些同事见到她时，笑容愈发夸张，言语间透着恭维。
宣委办的主任在一次偶遇时，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小舒啊，要出版著作了？这可是大事，以后说话做事，更要谨言慎行喽。”
舒染没说什么，只是淡然一笑。所有的事情都要等到书籍面世的那一刻才能落地。
又过了两个月，出版社的正式出版合同寄到了教育局。韩局长亲自召集了干部开会，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将手册出版列为局里本年度的重点宣传工作之一。
也就在合同签订后不久，第一波争议出现了。
一天，舒染被叫到局长办公室。周书记也在，脸色不太好看。
“舒染同志，”周书记开门见山，将一份内部通讯稿推到她面前，“你看看这个。”
舒染拿起一看，是一份来自某个东部省份教育部门的内部交流材料，其中有一段不点名地提到了“近期某些来自边疆地区的教育经验总结，过分强调条件的特殊性，存在忽视和淡化教育普遍规律的倾向，值得警惕。”
虽然没有点名，但指向性十分明确。
“你怎么看？”周书记盯着她。
舒染放下材料，神色平静：“周书记，我认为这份材料的批评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误解。我的手册通篇强调的，正是在特殊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贯彻教育方针，如何让教育贴近群众。我们并没有否定普遍规律，而是在探索的特殊环境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如果连最基本的文化知识都无法有效传递，所谓的思想引领就可能无法推动。”
在领导看来，她的回答有理有据。
韩局长在一旁点了点头，接口道：“书记，我看小舒说得对。部分人不太了解我们边疆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被这种声音干扰。”
周书记脸色稍缓，但还是叮嘱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既然出现了这种议论，说明手册出版后，肯定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声音。舒染同志，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他着重强调道：“如果这本书真的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到时候的议论，可能就不止于此了。”
从办公室出来，舒染的心情有些沉重。她知道上级的担忧并非多余。这根植于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理念的碰撞，绝非轻易能够调和。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推进着。舒染与那边的编辑通过信件和偶尔的长途电话沟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打磨。编辑对书稿评价很高，认为其填补了国内在边疆及贫困地区基层教育实践指导方面的空白，但也委婉地提醒，书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提法，可能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发讨论。
“讨论”，这个词用得含蓄，但舒染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期间，她收到了吴教授的另一封信。吴教授在信中透露，出版社计划在书籍出版后，组织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邀请部分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以期扩大影响。同时，他也提醒舒染，随着书籍出版日期的临近，一些潜在的争议可能会提前出现，让她稳住心神，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
果然，不久后，在一份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教育类报纸上，出现了一篇署名文章，讨论“基层教育经验总结的规范化与科学性问题”。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舒染的手册，但多处引用了类似她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基层探索固然可贵，但警惕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
孙梅来信提到了此事，刘惠、张雅琴等都为她担心。李卫国等人在她面前说话更加“语重心长”，仿佛早已预见此事。
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领导认为，应该更稳妥一些，建议舒染对手册中一些敏感或可能引起争议的表述进行修改，甚至可以考虑暂缓出版，以待时机更成熟再议。
一天晚上，韩局长特意让舒染留下来。
“外面的声音，你都听到了吧？”韩局长点燃一支烟，问道。
“听到了。”舒染点头。
“怕吗？”
舒染沉默片刻，抬起头，“局长，说实话，有点压力。但我不怕。手册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和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用走出来干出来的。它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理论，但它真实有用。如果因为怕争议就不敢发声，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让更多人了解边疆教育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推动那些真正适合基层的办法被看见被应用。”
韩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兵团人什么时候怕过争议？当年垦荒戍边，面对的条件比现在艰苦百倍，流言蜚语也不少，我们不也一步步走过来了。你这本书，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成绩，更是我们兵团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它代表了一种声音，一种来自基层声音，这个声音，必须发出去。”
他掐灭烟头，“出版计划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你只管把最后的工作做好。”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前期不断的舆论发酵，手册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版发行了。
淡黄色的封面，朴素的装帧，扉页上印着“兵团教育组编舒染主编著”的字样。当舒染第一次将新书捧在手里时，眼眶忍不住有些湿润。这一册书凝聚了她太多心血，也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
书籍发行后，最初的反响是热烈而积极的。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对这本书颇有好评。书中所描述的困难，他们感同身受；书中所提供的土办法，他们觉得能解需求。来自这些地区的赞扬信、感谢信一封封发向出版社和教育局，许多基层教师来信诉说这本书给他们工作带来的实际帮助和巨大鼓舞。
“看了舒老师的书，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些被看不起的土办法，也是有价值的！”
“这本书给我们这些在艰苦地区摸索的人指明了方向！”
“感谢舒老师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最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紧接着，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如约而至。
一些教育理论界的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手册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文章颇具杀伤力。很快，一些教育类的报纸、杂志上也出现了跟进讨论的文章，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观点激烈交锋的局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生存教育”与“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基层探索与普遍规律、大形势的教育方针如何协调等问题上。
舒染的名字，连同她的理念，一次次出现在这些争论文章中，被反复剖析、讨论。
她一下子被推到了全国教育舆论的风口浪尖。
舒染所在的单位内部的氛围也变得微妙起来。支持者认为舒染为兵团争了光，敢于发声；而一些原本就持保留态度的人，则在私下议论，认为舒染风头出得太大，给局里惹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面对这毁誉参半的局面，舒染照常上班，下班，修改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仿佛外界的纷扰与她无关。
只有和舒染亲近些的人知道，她书桌上除了工作文件，也多了许多来自各地的报刊，上面用红笔圈点出那些关于她的讨论文章。
她在看，在思考。
舒染没有急于站出来反驳那些批评。因为她知道，有些争论靠的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时间的检验和实践的证明。
这天，她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是“畜牧连的王桂兰和李秀梅”，而信封里，除了舒染熟悉的笔迹，还夹着几片用炭笔写满了字的杨树皮。
信里说，她们跑遍了周围几个教学点的老师，询问他们对那本手册的评价，听说老师们把手册里适合的方法都挑出来，一条条试，效果很好。
这片树皮是从那些教育点里挑出来的，教学点的老师们非要让她寄过来的。
看着树皮上面稚嫩的字迹，上面表达着对她的思念和赞美，舒染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第148章
手册引发的论战在教育界持续发酵, 舒染这个名字在赞誉与质疑的漩涡中，被反复提及。单位内部的氛围就象是V城的天气，乍暖还寒。
李卫国脸上的笑容越发显得皮笑肉不笑, 偶尔飘过来的眼神里，混杂点幸灾乐祸, 仿佛在说“看吧，出风头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舒染对此视若无睹。她依旧埋首于日常工作，梳理各团场报上来的扫盲进展数据, 同时收集着来自基层的反馈。
就在这纷扰之中，一封机要文件被直接送到了韩局长办公室。
文件的内容很快在极小范围内传开：国家教委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教育工作座谈会，旨在总结交流各地经验，研究确定下一步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会议特别指出, 需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个人进行典型发言。其中, 边疆特色和兵团经验被明确列为重点考察方向。文件后面附有一份初步的候选人遴选条件, 强调：实践经验丰富、具有扎实基层工作基础、能真实反映边疆教育面貌、并有一定理论思考和政策把握能力的同志。
日子进入腊月, V城的冬天又干又冷。舒染裹紧了棉袄, 从教育局走回宿舍。
办公室里, 关于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的风声越来越紧。每个人都在揣测那个“边疆特色”发言人会花落谁家。
舒染的名字被频频提起，伴随的目光复杂难辨。
她走进楼道里, 一股暖意混着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
“回来啦？灶上给你放了壶热水。”张雅琴从里间探出头，手里还拿着钩针和毛线。
“谢谢雅琴姐。”舒染放下包, 搓了搓冻僵的手。
刘惠的房间开着门，她正坐在桌边削萝卜, 看到舒染叫住她：“今天李卫国又去周书记办公室了, 待了半个钟头。”
舒染进房间倒了杯热水，捂在手里走出楼道：“他分管宣传，去汇报工作正常。”
“汇报工作？”刘惠嗤笑一声, “我看是汇报你。你那个手册，风头太盛，眼红的人可不少。听说东部几个省来的批评材料，就是他帮忙递上去的。”
舒染没接话，走到灶边看。锅里咕嘟着萝卜汤，几块骨头在汤里沉浮。
张雅琴放下毛线走过来，压低声音：“小舒，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雅琴姐你说。”
“我听说，遴选发言人的事，不光看业务能力，还得……根正苗红，历史清楚。”张雅琴意有所指。
舒染很快就明白过来，张雅琴在资料室，对她的档案背景应该早已摸清楚。
舒染看着锅里升腾的热气，语气平静：“我知道。”
“知道就好。”刘惠把削好的萝卜扔进盆里，“有些人啊，正事干不了，就会背后捅刀子。你可得把门关严实了。”
正说着，楼道一端传来寻人声。
“舒染同志在吗？有她的信！”
舒染快步过去。是传达室的老王。
“北京来的，挂号信。”老王递过一个厚厚的信封。
刘惠凑过来：“哟，北京来的信？”
舒染没否认，拿着信准备回屋看。信封上是陈远疆那手熟悉的字。她没急着拆，手指在信封边缘摩挲了几下。
张雅琴和刘惠交换了个眼色，一个拿起毛线，一个端起菜盆，默契地回了屋子。
舒染走进房间，这才小心地拆开信。里面除了信纸，还有一本装订简单的册子，封面是手写的《边疆地区综合发展与稳定初探（内部讨论稿）》。
她先展开信纸。
“染：
见字如面。
京中诸事繁杂，未能时常写信，望你体谅。
你的一切我已知悉。手册出版引发热议，此属必然。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然我深知你之心志，定不会为浮名所累，亦不会为流言所动。你脚下路是于万千荆棘中亲手开辟，其价值非坐而论道者可以妄加评议。
近日，我参与老首长研讨一宏大构想，关乎边疆长远之基业，其视野之开阔，谋划之深远，非昔日单纯戍边可比。其中，教育固边、文化融边居于核心位置。每每论及此，我眼前便浮现你于戈壁之中，于毡房之间，执拗播种知识星火之身影。你所为之奋斗事业，其意义远超你我想象，已与家国大计紧密相连。
闻你或将赴京参会，此乃殊荣，亦是重任。届时，若时机允许，盼能一见。有许多话，想亲口对你说。
随信附上一份内部讨论稿，仅供你参考阅览，阅后妥善保管，不必外传。其中部分设想与你平日所思或有印证之处。
保重身体，勿使我挂念。
远疆手书”
舒染拿起那本册子翻开。里面是用钢笔工整抄写的内容，涉及边疆文化教育多个层面。在文教固边部分，她看到了着重划线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她手册的核心思想，与她在交流会上的发言，甚至与她作为穿越者基于后世经验形成的认知不谋而合。
她注意到，稿子里多次提到“试点”、“摸索经验”、“基层首创精神”。
她好像摸到了一点脉络。陈远疆让她看这个，绝不仅仅是参考。他是在告诉她风向，也是在提醒她——她的工作，她的手册，她这个人，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宏大布局的视野。
她一直坚信自己工作的意义，但从未这般感受到她的努力竟然能与国家层面的边疆大计产生共鸣。
他理解她，甚至比她自己更能洞察她事业的意义。
舒染把信和册子仔细收进樟木箱底层，扣上锁。然后拿起热水瓶给自己倒了盆热水。
脚盆里的热气氤氲着她的脸。她拿起肥皂开始洗手。水温恰到好处，她纷乱的思绪渐渐沉淀。
第二天，舒染照常上班。她没向任何人提起那本内部讨论稿。
李卫国见到她，脸上堆起惯常的笑：“舒染同志来了？正好，周书记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舒染点头：“好，我放下东西就去。”
周书记的办公室比外面暖和不少。他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份材料。
“小舒，坐。”周书记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的事，你听说了吧？”
“听同事们议论过一些。”舒染坐下，姿态端正。
“嗯。”周书记把材料推过来，“这是初步的遴选标准和要求。我们局里，包括上面，对你的能力都是认可的。你的手册影响很大，是加分项。”
舒染接过材料，没有立刻翻看：“谢谢组织肯定，我只是做了该做的工作。”
“不过，”周书记话锋一转，语气沉了些，“你也知道，这种全国性的会议，代表的选拔非常慎重。除了业务能力，政治可靠性、个人历史，都需要经受最严格的审查。”
他目光落在舒染身上，“你的家庭情况，档案里写得清楚。平时在基层，问题不大。但到了这个层面，难免会有人拿出来做文章。你要有心理准备。”
舒染抬起头，眼神平静：“周书记，我明白。我的出身无法改变，但我可以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对国家、对边疆教育事业的忠诚。我的工作，我的手册，还有那么多基层同志和学生的反馈，就是我的答卷。”
周书记看着她，半晌，点了点头：“有这个觉悟就好。材料你拿回去仔细看看，按要求准备。这段时间，工作上更要谨慎，不要授人以柄。”
“是，我明白。”
回到办公室，李卫国状似无意地问：“周书记找你，是为了座谈会的事？”
“嗯，书记鼓励我认真准备。”舒染轻描淡写，坐下开始处理文件。
王娟凑过来，小声说：“舒染，我听说……好像有人往上面递了东西，关于你以前在基层的一些事。”
舒染手上翻页的动作没停：“我在基层做的事，每一件都经得起查证。”
“可是……”王娟有些着急。
舒染转头看她，笑了笑：“没事，清者自清。我们把手头的数据核对完，下午还要去下面一个扫盲点上看看。”
她表现得太过平静，反倒让王娟有些摸不着头脑。
几天后，舒染主动去找了韩局长。
“局长，关于遴选发言人的事，我有一个想法。”舒染把自己的提纲放在桌上，“我想结合《手册》里的案例，重点汇报我们如何在边疆特殊环境下，通过生存教育和文化融合去巩固扫盲成果，增强群众的国家认同感。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边疆长治久安的前提。”
韩局长仔细看着提纲，眼神越来越亮：“嗯，这个角度好，立足实践，又契合大局。小舒，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准备，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说。”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舒染在走廊遇到了李卫国。
“舒染同志，和局长谈完了？”李卫国笑着问。
“谈完了，汇报了一下准备思路。”舒染语气如常。
“哦？不知道是什么思路？我也学习学习。”
舒染停下脚步，看着他，忽然笑了笑：“李组长不是一直关心《手册》的理论高度吗？这次正好，我打算从教育固边的角度，好好阐述一下。说不定，还能回应一下之前那些批评的声音。”
李卫国的笑容僵了一下。
舒染没再说什么，点点头，转身走了。
*
年关将近，教育局里的气氛却愈发微妙。关于发言人遴选的消息越来越具体，舒染的名字被提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这天下午，舒染正在整理基层反馈的扫盲成效数据，电话响了。
王娟接起来，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压低声音对舒染说：“舒姐，找你的，是X师保卫处的。”
舒染的心漏跳了一拍。她赶紧走过去接过话筒：“喂，我是舒染。”
电话那头不是陈远疆，是一个略显陌生的男声：“舒染同志你好，我是师保卫处干事小刘。陈副处长托我给您带个话。”
“请讲。”
“陈副处长说，他一切顺利，请您放心。另外，他提醒您，最近天气变化大，注意保暖，也要……注意门户安全。”小刘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些，“尤其是您之前放在老地方的一些私人物品，最好清点一下，看看有没有遗失。”
舒染握着话筒的手指微微收紧：“谢谢，我知道了。麻烦你了，刘干事。”
“不客气，应该的。”
挂了电话，舒染站在原地，消化着这几句话。陈远疆一切顺利，这是报平安。“天气变化大，注意保暖”是常规关心。关键是后面——“注意门户安全”，“私人物品”，“老地方”，“有没有遗失”。
她的心沉了下去。陈远疆在用这种隐晦的方式警告她，有些事可能已经触及到她在兵团时的一些过往。那个“老地方”，可能指畜牧连，也可能指她在师部的宿舍。而“私人物品”……范围太广了，可能是她写的任何只言片语，也可能是别人给她的任何东西。
她走回座位，坐下继续核对数据，神色平静。
下班回到宿舍，张雅琴和刘惠在楼道里不知说着什么。
“小舒，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张雅琴关切地问。
“没事，雅琴姐，可能就是有点冻着了。”舒染倒了杯热水。
刘惠倚在门边一边纳鞋底，一边说：“我听说，遴选小组的人下周就到咱们省了。第一个站，就是咱们V城。”
舒染喝水的动作顿了顿：“这么快？”
“可不是嘛。”刘惠抬起头，“所以啊，我今天可看见李卫国又往上面跑了好几趟。”
张雅琴叹了口气：“这时候，就怕有人使绊子。”
舒染点了点头，没说话，走回自己房间。
她在基层，有什么是可能被拿来做文章的？
她资本家家庭出身的档案是明牌。她在连队和周巧珍的冲突？那是个人矛盾，而且她占理。
她和陈远疆的关系？现在已是公开的恋爱，组织也知晓。她创办学校的标新立异？结果是成功的，得到了上级肯定。
她私下的一些言论？她一直很谨慎。
或者是那本手册里过于超前的观点被断章取义？
她仔细回想自己行为处事的每一个细节，评估着风险。最后，她的目光落在箱底那本内部讨论稿上。
她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她当机立断从箱底拿出那本册子，还有陈远疆写来的所有信件。她走到炉子边，划燃火柴。
纸张在火焰中蜷曲变黑，最终化为灰烬。烧完，她用炉钩把灰烬搅散，混入煤渣里。
遴选小组到达V城的前一天，教育局召开了最后一次准备会议。
会议室里。周书记、韩局长坐主位，下面各科室负责人，以及舒染、李卫国等核心人员都在。
周书记面色严肃：“这次遴选，不仅关系到舒染同志个人，更关系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形象和成绩！所有人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确保万无一失！”
韩局长补充：“接待、汇报、材料，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尤其是舒染同志的发言稿，一定要突出我们的特色和成效，又要符合上面的精神。”
李卫国立刻接话：“书记局长放心！我们全组一定全力配合，把准备工作做扎实。舒染同志的发言稿，我也帮忙看了几遍，提了些修改建议，确保政治方向绝对正确。”
舒染抬起眼，看向李卫国，语气平和：“谢谢李组长的关心。发言稿是我根据基层实际情况和韩局长的指导思路准备的，核心观点和数据都经过反复核实。如果李组长觉得哪里政治方向不够正确，可以具体指出来，我们现场讨论。”
她点明稿子的主导权在她和韩局长这里。
李卫国笑道：“舒染同志别误会，我就是提些参考意见。大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
韩局长看了两人一眼，打圆场：“好了，都是为了工作。舒染，你的稿子我是放心的。明天你就按照准备的讲，实事求是，把我们边疆教育的特点讲清楚，讲透彻！”
“是，局长。”舒染点头。
散会后，舒染被周书记单独留了一下。
“小舒，坐。”周书记揉了揉眉心，显得有些疲惫，“明天很关键。我知道你压力大，但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有任何差池。”
“我明白，书记。”
“另外，”周书记压低了声音，“上面来了人，除了明面上的遴选小组，可能还有……别的渠道的人会旁听，或者了解情况。你心里有数就行，正常发挥。”
舒染心头一凛。陈远疆的警告，周书记的暗示，都对上了。
“谢谢书记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
从会议室出来，在走廊拐角，李卫国等在那里。
“舒染同志，”他脸上没什么笑容，“明天可是大场面，代表着我们全局的脸面。发言的时候，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可得掌握好分寸。别为了突出个人，说了不合时宜的话。”
舒染停下脚步，看着他，“李组长，你觉得什么是不合时宜的话？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基层困难不合时宜，还是分享我们摸索出的有效的办法不合时宜？”
李卫国皱眉：“我不是这个意思……”
“李组长，”舒染打断他，“我在边疆待了这些年，最大的体会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不能靠空谈，必须脚踏实地。我明天要讲的，就是这片土地上无数教育工作者和群众干出来的经验。如果这都不合时宜，那什么才合时宜？”
李卫国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有分寸，那我就不提醒你了。”
舒染点点头，“多谢组长关心。”
回到办公室，王娟一脸担忧地凑过来：“舒姐，我刚听说，李组长好像……”
舒染拍了拍她的肩膀：“没事。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就行。”
她坐下来，拿出发言稿。稿子的内容早已烂熟于心。她只是需要静一静。
明天，她不仅要面对遴选小组的考核，可能还要面对一场硬仗。
但她不怕。她的根基在基层，那些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成绩。
第149章
教育局办公楼里, 煤炭炉子和火墙散发出勉强驱散寒意的温度。
舒染坐在办公桌前，手指冻得有些发僵，在一份各团场报上来的扫盲数据汇总表上做着标记。王娟在一旁整理文件, 时不时呵一口气暖手。
“舒姐，遴选小组快到了吧？”王娟压低声音问, 眼神里带着点紧张。
“嗯。”舒染头也没抬，应了一声。她的注意力在数据上，一个团场的脱盲率近期增长曲线有些异常, 她打了个问号，准备后续电话核实。
李卫国从外面进来，带进一股冷风。他搓着手，脸上是惯常的笑容, 目光却扫过舒染的办公桌。
“舒染同志, 准备得怎么样了？周书记和韩局长可是再三叮嘱, 这次遴选至关重要。”
舒染放下笔, 抬眼看他, “数据核实, 案例整理，发言提纲都准备好了。李组长还有别的指示？”
“指示谈不上。”李卫国走到自己桌前, 拿起茶杯呷了一口已经半温的茶水，“就是提醒一下, 发言的时候，把握好尺度。毕竟是要去首都, 面对的都是领导和专家, 咱们边疆的一些土办法，说得太多，怕人家觉得不够规范, 上不了台面。”
舒染还没说话，旁边的王娟忍不住小声嘟囔：“可舒姐的土办法就是管用啊……”
李卫国脸上的笑容淡了点：“管用是一回事，符不符合上面的精神又是另一回事。舒染同志，你说是不是？”
舒染没接他这个话茬，转而问道：“李组长，D团报上来的这份数据，你之前审核过吗？他们最近这个月的脱盲人数增幅有点不太符合常理。”
李卫国一愣，显然没料到舒染突然问这个，凑过来看了一眼：“哦，这个啊，三团那边最近搞了个突击扫盲班，效果不错。下面同志有积极性，我们上面要鼓励嘛。”
“突击扫盲？”舒染拿起那份报表，“一个月内让两百多个原本不识字的职工家属全部脱盲？这个效率，我需要打个电话跟他们核实一下具体方法和考核标准。数据如果不实，报到遴选小组那里，反而是麻烦。”
李卫国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舒染同志，你这是不相信下面的同志？还是觉得我审核不严？”
“我相信事实。”舒染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正因为重视这次遴选，才不能让任何有疑问的数据蒙混过关。喂，总机吗？请帮我接D团教育科……”
李卫国看着舒染开始打电话核实，站在原地，脸色变了几变，最终没再说什么，坐回了自己的椅子。
王娟偷偷对舒染投去一个佩服的眼神。
电话接通，舒染和D团教育科的人聊了大概十分钟。挂掉电话后，她在那份报表上做了个显著的标记，对李卫国说：“李组长，问清楚了。他们团是把之前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只是没参加最终考核的一批人，集中起来考核通过了。实际新增脱盲人数是四十七人，不是两百三十人。数据我已经让他们重新报备。”
李卫国“嗯”了一声，没抬头。
下班后，舒染把整理好的材料锁进抽屉，穿上棉袄，围上陈远疆送的那条羊毛围巾，走出了办公室。
外面的天已经黑透，寒风凛冽。她把手揣在口袋里，慢慢走回宿舍。
楼道里，张雅琴正在炒白菜，锅里滋啦作响。刘惠坐在小凳上剥蒜，看到舒染，扬了扬下巴：“回来了？听说你今天又把李卫国给顶了？”
舒染脱下棉袄，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核实数据而已，谈不上顶。”
“就该这样！”刘惠把蒜瓣扔进碗里，“他那点心思，谁看不出来？就怕你出了风头，压过他那个组长。要我说，你这次要是真选上了，去了首都，那才叫给他好看。”
张雅琴一边翻炒着锅里的菜，一边慢悠悠地说：“去首都固然好，但那边水更深。小舒，凡事多留个心眼总没错。”
“我知道，雅琴姐。”舒染拿起暖水瓶，给自己倒了杯热水，靠在门框上慢慢喝着。
她知道张雅琴和刘惠是真心为她好。在这个城市，这间宿舍楼道，反而成了她最能放松的地方。
“哦，对了，”刘惠像是想起什么，“我听说这次从首都来的遴选小组组长，姓廖，挺年轻的，好像是什么部委里的，厉害着呢。”
舒染皱起眉头。廖？
她不动声色地咽下口水，语气平淡：“是吗？能负责这种遴选，肯定是能力出众的。”
心里却快速盘算起来。如果真是那个廖承，他知不知道现在的舒染已经换了她这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芯子？他对原主还有多少印象？这对她的遴选是利是弊？
利，可能在于旧识之情，或许能多一分关照。弊，则在于他可能比陌生人更容易察觉到她与原主的不同。虽然时代和经历足以改变一个人，但一些习惯和认知，难保不会露出马脚。得更加谨慎才行。
腊月的最后几天，舒染身穿棉袄，又裹着军大衣坐在桌前，誊抄着稿件。
王娟提着热水壶进来，往她搪瓷缸里续水。
“舒姐，别抄了，这都第三遍了。遴选小组的人明天才到呢。”
“最后几个数据再核对一下。”舒染摘下眼镜擦了擦，“下面刚补过来的材料，得更新进去。”
李卫国从门外进来。他搓着手走到自己桌前，瞥了眼舒染桌上厚厚一摞材料，嘴角动了动：“舒染同志准备得可真充分。”
“应该的。”舒染头也没抬。
“听说这次首都来的工作组规格很高，”李卫国自顾自说着，在椅子上坐下，“带队的廖组长，是部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留学回来的，眼光高得很。”
舒染手中的钢笔顿了一下。
廖承。
原主留下的记忆里，廖承好像给原主写过几封信，字迹清俊，措辞含蓄。
她当时是怎么回应的来着？哦，装傻。再把信原封不动地退回去，见面时照样笑着打招呼，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舒染继续写字，“那更要认真准备了。”
下午三点，周书记把舒染叫到办公室。
屋里比外面暖和不少。周书记让她坐，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小舒，这是刚收到的遴选小组名单和行程安排。你先看看。”
舒染接过来。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廖承，工作组组长。后面跟着职务、年龄。
照片是标准的一寸照，穿中山装，戴眼镜，面容清俊。
是她记忆里的那个人，但又不太一样了。少了些学生气的青涩，多了些沉稳和距离感。
“这位廖组长，”周书记点了点照片，“听说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而且对边疆情况很关注。你明天汇报，一定要突出我们的特色，但也不能太标新立异。这个度，你得把握好。”
“对了，”周书记状似无意地问，“你以前在上海，听说过这个人吗？”
舒染脸上却露出思索的表情：“名字有点耳熟……可能是以前参加青年活动时见过？记不太清了，都好多年了。”
“哦。”周书记没深究，“不管认不认识，明天就是正常工作汇报。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有压力。”
“明白。”
从书记办公室出来，舒染在走廊站了一会儿。
她需要回想更多的细节。原主和廖承到底有过多少交集？除了那几封被退回的信，还有哪些？联谊会上聊过什么？共同认识哪些人？
记忆像蒙着雾，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原主当年确实没把廖承的追求当回事——家境优越、容貌出众的少女，身边从不缺献殷勤的人。廖承太温和，太含蓄，不够热烈，不够浪漫。
所以那些记忆很淡，淡到舒染穿过来这几年，几乎没想起来过这个人，除了上海老家写来的那封信。
可现在，她得在廖承面前扮演好原主的角色，曾经拒绝过他的娇气又有点骄傲的姑娘，如今在边疆磨砺了几年的女教师。
不能太生疏，会显得刻意；不能太熟稔，她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廖承；更不能露出破绽，让人怀疑她不是原来的舒染。
舒染揉了揉眉心，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压回去。现在重要的是明天的工作汇报。廖承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遴选小组的组长，决定着她能不能站上全国会议的讲台。
她得好好想想，怎么在一个留学归来、眼光高的部里干部面前表现良好又能不露马脚。
下班前，王娟神神秘秘地凑过来：“舒姐，我打听到了。”
“什么？”
“那个廖组长的事。”王娟压低声音，“听说他这次主动要求带队来边疆遴选，部里本来安排他去沿海调研的。”
舒染整理文件的手没停：“哦？”
“还有啊，”王娟声音更小了，“听说他未婚。”
舒染抬起头，揶揄地问：“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我这不是……”王娟脸一红，“替舒姐你多了解了解情况嘛。”
“行了，”舒染拍拍她肩膀，“好好准备材料。明天工作组来了，可别出岔子。”
“知道啦。”
晚上回到宿舍，张雅琴煮了一锅白菜豆腐汤，叫舒染和刘惠一起吃。
三个人围着炉子，碗里的汤冒着热气。
刘惠扒拉了两口饭，忽然说：“小舒，我听说那个廖组长，跟你还是同乡？”
舒染夹了块豆腐：“算是吧，都是上海人。”
“那可巧了。”刘惠眼睛亮了亮，“同乡好说话。明天汇报的时候，你提一句，拉近拉近距离。”
舒染摇头：“不合适。这是正式工作汇报，扯私人关系反而不好。”
张雅琴点头：“小舒说得对。这时候越要公事公办，越显得你底气足。”
“也是。”刘惠叹了口气，“我就是替你着急。这次机会太难得了，要是选上了，去首都开会，那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舒染喝完最后一口汤，把碗放下，“我现在就想把明天的汇报做好。”
第二天早上八点，舒染就到了办公室。
她把材料最后检查一遍，发言稿又默读了一次。八点半，周书记和韩局长带着局里几个领导下楼去迎接工作组。
舒染留在办公室等着。
王娟坐立不安，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整理自己的衣领。“舒姐，你紧张吗？”
“有点。”舒染实话实说。
“我可紧张死了。”王娟搓着手，“听说这位廖组长特别严肃，上次去别的省，把一个汇报的领导问得哑口无言。”
“我们准备充分，不怕问。”舒染说着，倒了杯热水慢慢喝。
九点过十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
王娟立刻站起来。舒染也放下杯子，理了理衣服下摆。
门被推开，周书记先进来，脸上带着笑：“廖组长，这就是我们教育指导小组的办公室，条件简陋了些。”
一个身影跟着进来。
廖承今天穿的是深灰色中山装，呢子面料，笔挺干净。他比照片上看起来高一些，肩背挺直，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进门后，他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舒染身上。
“这位就是舒染同志。”周书记介绍道。
舒染走上前两步，伸出手：“廖组长，您好。”
廖承握住她的手。他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稳。“舒染同志，你好。”他的普通话很标准，“好久不见。”
这话说得自然，却让舒染心里一紧。她维持着笑容：“是啊，好多年了。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
“我也没想到。”廖承松开手，镜片后的眼睛看着她，“你变化很大。”
“边疆的风沙磨人。”舒染半开玩笑地说，侧身让开，“您请坐。”
工作组一共来了五个人，除了廖承，还有两个干部，一个陪同人员，一个记录员。办公室一下子显得拥挤起来。
廖承在舒染对面的椅子坐下，接过王娟递来的茶缸，道了声谢。他没有立刻谈工作，而是问：“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很平常的寒暄，但舒染听出了试探的意味。
“挺好的。”她选择最稳妥的回答，“在基层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听说了。”廖承点点头，“你的事迹传得很远。”
舒染笑了笑，没接话。她不知道原主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回应——是矜持地谦虚，还是大方地接受夸奖？
好在周书记适时插话：“廖组长，要不我们先听舒染同志汇报？”
“好。”廖承从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舒染同志，请。”
舒染翻开材料，开始汇报。
她讲了四十分钟。廖承听得很认真，不时记录。他提问的问题都很精准，但舒染注意到，他的目光时不时会在她脸上停留，像是在比对什么。
汇报到一半时，廖承忽然问：“舒染同志，你在手册里提到因地制宜的教学方法，这个思路是怎么形成的？”
舒染心里快速盘算。这是工作问题，但可能也是个人观察。她回答：“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照搬内地的教材和方法行不通。孩子们要帮家里干活，家长觉得认字没用，我们就得想办法让他们看到用处。”
“所以从认工分、认票证开始？”
“对。先解决眼前的困难，他们才愿意继续学。”
廖承点了点头，笔尖在笔记本上顿了顿，又写了几行字。他抬起头时，忽然说：“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算术，说数字太枯燥。”
舒染后背瞬间绷紧。
她该怎么回应？承认？否认？还是模糊处理？
她选择微笑：“人是会变的。在边疆，算术能帮孩子算清家里的工分，能帮妇女看懂供销社的账目，它就不再枯燥了。”
廖承看着她，眼神深了些：“是啊，人是会变的。”
这句话说得轻，舒染却听出了弦外之音。
她必须更小心。
汇报结束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廖承合上笔记本：“你做的工作很扎实。比我想象的还要扎实。”
“谢谢。”舒染说。
“不过，”廖承摘下眼镜擦了擦，“我有个问题想私下请教。”
周书记和韩局长对视一眼，识趣地站起身：“那廖组长你们先聊，我们去安排下午的行程。”
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舒染和廖承。
门被轻轻带上。
廖承重新戴上眼镜，身体往后靠了靠，姿态放松了些。“舒染，不用紧张。现在是私人谈话。”
舒染心里警铃大作。越是私人谈话越危险。
“廖组长请讲。”
廖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材料，推过来：“这是你这些年发表的文章、报告，还有那本手册。我都看了。”
舒染接过来，翻了几页。上面有铅笔做的批注，字迹清俊，和记忆里那些信上的字一样。
“写得很好。”廖承说，“特别是关于民族融合教育的部分，很有见地。”
“谢谢。”
“但我好奇的是，”廖承看着她，“这些思考，这些洞察，不像是一蹴而就的。你在上海的时候……”他顿了顿，“好像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舒染放下材料，抬起眼直视他：“廖组长，人经历不同，想法自然会变。而且这些事看得多了，想得多了，自然就有了这些思考。”
她说得诚恳，也是实话。只是省略了最关键的部分——这些思考里，掺杂了另一个时空的经验和眼光。
廖承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笑：“说得对。是我狭隘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你知道吗，当年听说你报名支边，我很意外。”
舒染没接话。
“我以为你吃不了苦。”廖承转过身，“现在看来，我错了。”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舒染也站起来，“到了这里，不干也得干。”
“不仅仅是干，”廖承走回桌前，手指在那摞材料上点了点，“你干出了名堂。你的手册，你的经验，已经引起了首都的重视。这次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边疆地区需要一个发言人，你是我推荐的候选人之一。”
舒染愣住了。
“很意外？”廖承笑了笑，“我看过你的材料后，就觉得你合适。有基层经验，有理论总结，还有……”他着重强调道，“魄力。”
“谢谢廖组长信任。”
“不过，”廖承话锋一转，“这个位置很多人盯着。你要有心理准备。”
舒染点头：“我明白。”
“另外，”廖承看着她，语气温和了些，“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可以直说。毕竟……我们是旧识。”
这话说得含蓄，但舒染听懂了。他在释放善意，也在重新划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曾经的追求者和被追求者，变成如今的上下级兼旧识。
她该怎么回应？接受这份善意，就意味着要维持这种私人联系，风险更大。拒绝，又可能得罪一个关键人物。
“谢谢廖组长。”她选择最官方的回答，“我会努力做好工作，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廖承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敲门声响起，王娟探头进来：“廖组长，周书记说午饭准备好了。”
“好。”廖承拿起公文包，“走吧，舒染同志。”
第150章
午饭在教育局食堂的小包间里。
席间聊的都是工作。廖承问了很多关于边疆教育现状的问题, 舒染一一作答。她能感觉到，廖承在观察她。
她从原主残留的记忆碎片里拼凑出来的细节中，尽量保持原主可能有的某些特质。
饭后, 工作组要去参观基层教学点。舒染陪同。
第一站是市郊的职工子弟学校。廖承看得很仔细，和老师学生聊了很久。舒染跟在他身边, 偶尔补充几句。
参观到图书室时，廖承忽然问一个正在看书的女学生：“你喜欢看什么书？”
女学生有点害羞：“喜欢看故事书。”
“什么故事书？”
“《边疆小英雄》。”女学生说，“舒老师推荐给我们的。”
廖承看向舒染：“你推荐的？”
“嗯。”舒染走过去, 从书架上抽出那本书，“这本书记录了兵团建设初期的一些真实故事，孩子们看了，能了解父辈是怎么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
廖承接过书翻了翻：“你倒是会选书。”
“总要选他们能看懂, 又对他们有用的。”
从学校出来, 廖承对舒染说：“你变了很多, 但有些东西没变。”
舒染心里一紧：“什么？”
“还是那么会为人着想。”廖承笑了笑, “以前在联谊会, 你也是那个会照顾所有人的姑娘。”
这话让舒染稍微放松了些。至少这说明, 她的扮演没有太离谱。
下午又看了两个教学点，回到市里已经天黑了。
晚饭还是在招待所食堂。廖承让其他人先吃, 把舒染叫到一边。
“明天上午我们开内部讨论会，”他说, “你需要参加。另外……”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国外基础教育资料, 翻译好的, 也许对你有用。”
舒染接过文件夹：“谢谢廖组长。”
“不用客气。”廖承看着她，忽然说，“舒染,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这个问题太私人了。舒染迅速判断该怎么回答——说实话？她和陈远疆的关系在兵团已经不是秘密，廖承如果想查，肯定能查到。说谎？风险更大。
“我在边疆成了家。”她选择含糊的说法。
“成家？”廖承愣了一下，“你结婚了？”
“算是吧。”舒染没具体说，只是笑了笑，“边疆生活，总要有个依靠。”
廖承沉默了几秒，然后点点头：“那挺好的，有人照顾你。”
这话说得自然，但舒染听出了一丝遗憾。
“廖组长呢？”她反问，把话题抛回去。
“我？”廖承推了推眼镜，“工作太忙，顾不上。”
很官方的回答。舒染也不追问：“那您多保重身体。”
“你也是。”廖承说，“边疆辛苦，别太拼了。”
晚饭后，舒染回到自己房间长长舒了口气。
今天这关算是过了。廖承的试探她都接住了，扮演也没有明显破绽。但接下来几天还要朝夕相处，她不能放松警惕。
她走到桌边，打开廖承给的那个文件夹。里面是厚厚一摞翻译资料，关于国外一些基础教育模式。
她翻了几页，忽然在一页的空白处看到一行小字：“这些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当年你说想当老师，现在你真的成了老师，而且是很优秀的老师。”
舒染合上文件夹。
原主和廖承的过去，比她想象的更复杂。那些被退回的信，那些联谊会上的交谈，似乎并没有因为她的拒绝而彻底结束。
而现在，这段过去成了她必须小心处理的雷区。她不能太靠近，也不能太疏远；不能太像当年的舒染，也不能太不像。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空。
陈远疆现在在哪里？如果他在，她或许能更从容些。但转念一想，如果他在，面对廖承这个旧识，局面可能更复杂。
她揉了揉太阳穴，决定先不想这些。明天还有讨论会，她得好好准备。
洗漱完躺下时，已经是深夜。舒染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廖承今天看她时那探究的眼神，又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温和。
那眼神让她不安，象是在寻找什么。在寻找当年那个上海小姐的影子，在比对过去和现在的差异。
她必须让他相信，这些差异都是边疆这几年磨砺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壳子里换了人。
舒染翻了个身，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她闭上眼睛，终于睡着了。
她做了个梦。梦里，她回到畜牧连的教室，孩子们在朗读课文。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陈远疆站在门口对她笑了笑。
……
接下来三天，工作组在V城周边跑了七个教学点。舒染全程陪同，每天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回招待所。
廖承的细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不仅看教室、看教材、看作业，还会随机找学生问话，去学生家里看看，跟家长聊孩子上学前后的变化。在牧区一个教学点，他甚至跟着舒染学会了用石灰块在黑板上写字，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把孩子们逗笑了。
“廖组长真没架子。”王娟私下对舒染说。
舒染只是点头，廖承越表现出对基层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她越要小心——这意味着他的观察更深入，判断更精准。
第三天下午，在回程的车上，廖承忽然问：“舒染同志，你这些教学点，最远的离连队有多远？”
“最近的十几公里，最远的近百公里。”舒染回答，“牧区转场的时候，还要跟着移动。”
“老师怎么去？”
“有的骑马，有的搭顺路车，远的就在教学点附近住下。”
廖承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说：“我看了几天的材料，听了几天的汇报，也实地看了七个点。你的工作确实扎实，成效也实在。”
舒染等着“但是”。
“但是，”廖承果然开口了，“你的模式有一个根本性问题。”
“您说。”
“太依赖你个人。”廖承转过头看她，“每个教学点的老师都说‘舒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每个家长都问‘舒老师还来不来’。你编的手册，你做的培训，你定的标准——你把自己变成了这个体系的唯一支点。”
舒染心里一沉。这是她自己也意识到的隐患。
“这不是可持续的模式。”廖承语气平静，却字字清晰，“你是个优秀的实践者，但如果你想把经验推广到更多边疆地区，就必须把‘舒染’这个人从体系里抽出来，让它变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
“我正在努力。”舒染说，“手册就是尝试。”
“手册是你写的。”廖承一针见血，“你的思路，你的语言，你的风格。别人学的是‘舒染的办法’，不是‘边疆教育的办法’。”
舒染无法反驳。这确实是实情。
“所以，”廖承继续说，“这次遴选边疆地区发言人，上面确实有考虑你。但最终能不能定，还要看你在接下来讨论会上的表现。”
“我明白了，谢谢廖组长指点。”
“不是指点，是提醒。”廖承看着舒染，“你有六天时间准备。六天后，工作组离开V城前，会有一场模拟汇报。我和工作组的成员会担任模拟评委，你需要在四十分钟内，说服我们你为什么是合适的发言人。”
“好。”
“另外，”廖承顿了顿，“汇报内容会全程记录，会带回去作为重要参考。”
舒染握紧了放在膝上的手。
回到教育局已经晚上七点。舒染没去食堂吃饭，直接回了办公室。
她需要重新思考整个汇报的思路。廖承说得对——之前的汇报太像个人工作总结，展示的是“舒染做了什么”，而不是“边疆教育应该怎么做”。
她打开笔记本，开始列提纲。
第一版提纲写完，已经九点了。王娟端着一碗面进来：“舒染，吃点东西。”
“哇，看起来好香，谢谢你！”舒染有些惊喜地接过碗，是清汤挂面，卧了个荷包蛋。
王娟在她对面坐下：“廖组长今天说的那些……是不是很难？”
“难，但是对的。”舒染挑起一筷子面，“我确实太陷在具体工作里了，没跳出来看全局。”
“可你的工作就是实实在在的啊。”
“是实实在在，但要让别人也能做，就不能只靠‘舒染怎么做’。”舒染吃了几口面，放下筷子，“我得想清楚，边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通用方法是什么，我的经验在其中的位置又是什么。”
王娟似懂非懂地点头。
“你先回去吧，我晚点走。”
“那你别太晚。”
王娟走后，办公室里只剩下舒染一个人。她重新摊开稿纸。
边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资源匮乏、语言文化差异、家长观念落后、流动性大。
她一个一个列出来，然后在每个问题后面写：我们尝试过什么办法？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为什么？
写到牧区流动性问题时，她停住了笔。
阿迪力的脸浮现在脑海里。那个曾经冲进教室的少年，现在能说流利的汉语，能帮兽医站做防疫宣传，能教其他牧区孩子认字。
他为什么变了？
因为上学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因为知识让他有能力帮助家人和族人，因为他从“需要被教的人”变成了“可以去教别人的人”。
舒染忽然有了思路。她重新铺开一张纸，写下新的标题。
一直写到深夜才完成。舒染站起来活动僵硬的肩膀，走到窗边。
V城的冬夜很安静，街上没有行人。她想起畜牧连的夜晚，能听见风声，听见远处的狗吠，听见陈远疆巡逻归来的马蹄声。
她忽然想到了陈远疆。
想他说话时简短的话语，想他别扭地表达关心的样子。
如果他在，或许能给她一些建议。但她知道，他此刻一定也在某个地方，做着重要的事，就像她一样。
舒染回到桌前，把写满字的稿纸收好。明天开始，她要用六天时间，把这个思路打磨成能在四十分钟内打动评委的汇报。
第四天开始，舒染进入了闭关状态。白天照常陪同工作组走访，晚上熬夜改稿。她找了周书记和韩局长，请他们模拟提问；找了教研室刘惠，请她从专业角度提意见；甚至找了资料室张雅琴，让她从旁观者角度听效果。
到第六天晚上，舒染已经不记得稿子改了多少遍遍。
模拟汇报安排在第七天上午，在教育局的小会议室。除了工作组五人，周书记、韩局长和李卫国也参加。
舒染提前半小时到会议室做准备。
廖承准时进来，后面跟着工作组成员。他今天穿了深蓝色的中山装，看起来更正式了。
“准备好了吗？”他问舒染。
“准备好了。”
“那开始吧。”
舒染走到讲台后，看向台下。廖承坐在第一排正中，目光专注。
“各位领导，我是舒染。今天我要汇报的题目是……”
她讲到教学点时，她展示了三张对比图：最初的破棚子，后来的简易教室，现在略显规范化的教学点。
“硬件在改善，但核心没变——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材还是那些教材，方法还是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在迭代。”
“第一年，我们摸索：什么样的课学生爱听？什么样的内容家长支持？第二年，我们总结：哪些方法有效？哪些走不通？第三年，我们规范：编写手册，培训老师，建立标准。第四年，我们推广：从一个点到一片区，从汉族学生到多民族学生。”
舒染看向台下，“这四步，我称之为火种模式。老师是第一个火种，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学生成为第二个火种，影响家人和同伴；家庭成为第三个火种，带动整个片区重视教育。火种传递，不需要每个环节都有我，只需要有愿意被点燃的人，和愿意传递火的人。”
“所以，回到廖组长提出的问题：这个模式是否太依赖我个人？”舒染转向廖承，“我的答案是：曾经是，但现在不是。因为我做的不是教，而是点燃和传递。我已经点燃了第一批火种，他们正在点燃更多的人。即使我明天离开，这些火种也会继续燃烧。”
“边疆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缺一套能让普通人变成火种的方法。我这几年的工作，就是摸索这套方法。现在，它已经初具雏形——有手册，有培训体系，有评估标准，有推广路径。”
舒染最后展示了一张图表：一个中心圆是火种老师，周围辐射出学生火种、家庭火种”、社区火种、，再往外是区域推广、标准建立和政策建议。
“这就是我想在全国会议上汇报的内容：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发现了什么；不是边疆教育有多难，而是边疆教育可以这样做，不是需要多少资源投入，而是如何让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她结束汇报，时间正好三十九分钟。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随后，廖承带头鼓掌。
“很精彩。”廖承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
舒染走下讲台，才发现手心全是汗。
模拟提问环节开始了。工作组的成员轮番提问，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关于经费测算，关于师资培训周期，关于民族语言教学的具体操作，关于成果评估的科学性……
舒染一一作答。有些问题她早有准备，有些需要临场发挥。有两个问题她答不上来，老实说“这个我们还在摸索，目前没有成熟方案”。
提问结束，廖承做了总结。
“舒染同志的汇报，有几点让我印象深刻。首先，思路清晰，从具体案例上升到方法论，再回归到实践指导。其次，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夸大成绩。最后，有推广价值——火种模式这个提法很有启发性。”
他顿了顿，看向舒染：“但也有不足。比如，如何量化火种传递的效果？如何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适用性？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论证。”
“我明白。”舒染点头，“这些确实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好。”廖承合上笔记本，“模拟汇报到此结束。工作组会在离开前给出正式反馈。舒染同志，你这几天辛苦了。”
“应该的。”
会议结束后，舒染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她收拾好讲台上的材料，准备回办公室。
廖承在门口等她。
“舒染。”
“廖组长。”
“一起走走吧。”廖承说，“有些话，想私下跟你说。”
“好。”
两人走出教育局大楼。雪已经停了，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白。天还是阴的，但云层后面透出一点光。
“你的汇报很好。”廖承开口，“比我在部里听过的很多汇报都好。”
“谢谢。”
“不是客气。”廖承停下脚步，转头看她，“我是说真的。你有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能力，这是很多基层干部缺乏的。你也有把理论讲得让人听懂的能力，这是很多专家学者缺乏的。”
舒染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沉默。
“所以，”廖承继续说，“我会向上面推荐你作为边疆地区的发言人。但最终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
“另外，”廖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我写的一些建议，关于你汇报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不是官方意见，只是个人看法。你看看吧，有用就参考，没用就算了。”
舒染接过信封，厚厚的一沓。
“廖组长……”
“不用谢我。”廖承笑了笑，“如果你能在全国会议上讲好边疆教育的故事，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边疆的孩子，对在一线工作的老师，对制定政策的我们，都是。”
他说得很坦荡，舒染反而放松了些。
“我会努力的。”
“嗯。”廖承点点头，忽然说，“你知道吗，来之前，我其实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你还像当年一样……”廖承看着她，“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你已经能照顾很多人了。”
这话说得有些感慨。舒染选择最安全的回应：“人总是要长大的。”
“是啊。”廖承沉默了一会，“那我先回去了。明天工作组离开，你不用送，好好准备接下来的工作吧。”
“好。廖组长一路平安。”
廖承转身走了。
舒染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没有拆开，直接放进了包里。
回到办公室，王娟立刻凑过来：“怎么样？”
“还行。”舒染坐下，“廖组长说会推荐我。”
“太好了！”王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我就知道舒姐肯定行！”
“还没最终定，别高兴太早。”
“那也八九不离十了。”王娟给她倒了杯热水，“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今天下午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下午舒染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提前回了宿舍。张雅琴和刘惠见她回来，都过来问情况。
舒染简单说了说。
“那就好。”张雅琴拍拍她的手，“小舒啊，你这几年不容易，该有的回报也该来了。”
“就是。”刘惠说，“去首都开会，多大的荣誉啊。到时候让全国都看看，咱们边疆教育是怎么干的。”
舒染笑了笑，没说什么。
晚上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终于拆开了廖承给的那个信封。里面是十几页信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前半部分是关于汇报内容的建议——结构可以怎么调整，案例可以怎么加强，数据可以怎么呈现。每一条建议都很具体，看得出来是认真思考过的。
后半部分，笔锋忽然变了。
“舒染，写这些建议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当年在联谊会上你的样子。那时候你说‘青年人要志在四方，要为国家做贡献’。台下很多人鼓掌，但我知道，说这话的人里，真正能做到的没几个。”
“你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好。”
“作为旧识，我为你骄傲。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向你学习。”
“此去经年，我们都变了。你变得更坚韧，我可能变得更世故。但有些东西没变。”
“希望你能站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听到边疆的声音。也希望你一切都好。”
信到这里结束。
舒染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
窗外又下起了大片大片的雪花。
她想起很多事。想起畜牧连的地窝子，想起启明小学的第一堂课，想起陈远疆在星空下讲的故事，想起孩子们举着作业本说“老师我会了”的笑脸。
这些才是真实的。那是她有动力站在这里的很大一部分理由。
至于廖承的欣赏、廖承的感慨、廖承的回忆，那都是别人的故事。她只是恰好在这个身体里，恰好要处理这些遗留的情绪。
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接受工作上的认可，保持专业上的交流，淡化私人层面的牵扯。廖承是上级，是评委，是可能帮助她事业前进的人，但也就到此为止。
舒染把信封锁进抽屉，关灯上床。
明天，工作组就要离开了。而她要继续在这里做她该做的事。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街道，覆盖了屋顶，覆盖了这个边疆城市的一切——
作者有话说：写到廖承这个角色，以及他与舒染之间那些微妙的过往时，作者君犹豫了很久。
我在想，这么写会不会给舒染的感情生活着墨过多，让一些读者觉得，一个一心搞事业的现代独立女主，不该有太多感情线索？或者说，让不止一位异性对她抱有欣赏或好感，是否会给她的事业线蒙上桃色滤镜？
但后来我想，凭什么不可以呢？
舒染聪明、坚韧、有魄力、有情怀，她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这样一个人被身边的异性看到并欣赏，甚至产生感情，恰恰是她人格魅力的折射，这不是对她事业成就的稀释或污名化。
我周围似乎总被一种规训束缚：一个追求事业的女性，最好情史简单，最好不被太多异性青睐，否则她的努力和成就就容易变味。可性别如果反过来呢？这种双重标准，我不想遵循。
舒染值得被爱，值得被欣赏，这和她想不想、要不要接受是两回事。她的重心永远是她自身。但事业之路有人被她吸引，有人为她驻足，这本身就很动人，也是她力量的一部分。
所以，我思量再三，最终决定就这样写。让舒染去影响她周围的世界，她不必刻意收着，她配得上这一切。
愿我们都能挣脱那些束缚，去看见并书写更辽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