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村长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吗？没人说得清楚。他不过是邻村一个读过两年私塾的庄稼汉，年轻时也曾扛着锄头在田埂上唱过信天游，只是后来靠着几分活络心思混进了村干部队伍。

他领口总别着支生锈的钢笔，却很少见他写过什么，倒是算盘打得噼啪响，谁家该缴多少公粮，哪家能多分半亩水田，全在他心里那本账上。

他会在冬夜给五保户送半袋红薯，也会在大会上第一个跳上台，指着曾经的教书先生。他不是天生的恶人，只是在那个权力缺乏约束的年代里，渐渐被欲望泡软了骨头，成了无数掌权者的微缩镜像——既带着烟火气的平庸，又藏着蚀骨的贪婪。

当年有多少青春年少，正如村长在醉酒后的胡话里说的那样，为了各式各样的目的折了腰。

李家姑娘为了给痨病的爹换个住院名额，在公社办公室的煤油灯下，看着他把盖了章的条子推过来，手指却故意蹭过她的手背；王家小子为了争取参军的机会，陪着他在酒桌上喝到胃出血，听着他喷着酒气说“年轻人要懂规矩”；还有那些想进县化肥厂、想当生产队会计的，谁没在昏暗的角落里咬着牙闭过眼？听着自己的尊严碎成渣的声音，像踩过一地的玻璃碴，疼得钻心，却不敢作声。

目的达到的，从此对过往讳莫如深。就像当年靠着村长帮忙进了供销社的刘寡妇，如今见了他总要绕着走，即便迎面撞上，也慌忙低下头，鬓角的白发都在发抖。没达到目的的，便成了村里的笑柄，被人指着脊梁骨说“自不量力”。

更有甚者是心甘情愿，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早早弯下了腰。比如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为了转成正式编制，每到周末就往村长家送鸡蛋，看着他把鸡蛋往竹篮里放时，眼神里的谄媚像化不开的糖稀。

他们都以为用青春和尊严能换一张通往康庄大道的通行证，却不知那通行证早被权力的蛀虫蛀空了，走上去才发现脚下全是虚空。

权力的滥用像一场蔓延的瘟疫，在那个年代里悄无声息地滋生。它让人心在欲望里慢慢腐烂，从起初的脸红心跳，到后来的习以为常，最后连自己都忘了曾经有过羞耻心。就像村长家堂屋里挂着的那面锦旗，那是上面像是讽刺似的写着“做好人，办好事”几个大字，字的边边上己经有点褪色，还沾着去年秋收时的泥点，和村长看着这几个字，却依旧得意的盘起双手趾高气昂的走着，仿佛那就是他全部的体面。

你一旦屈服于人下，就再也首不起腰来。一次低头，便是一辈子抬不起头，这是那个年代里最残酷的生存法则。

这是一部写满血泪的历史，藏在无数个紧闭的嘴唇后面，藏在无数个深夜惊醒的梦里。村口的老槐树听过多少啜泣？河岸边的芦苇见过多少泪痕？谁也数不清。就像天上的星星，每颗星星都对应着一个不敢言说的名字。

没人愿意说出来，毕竟这让人不齿，像是贴在额头上的烙印，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即便偶尔在夜里被噩梦惊醒，也只能把打碎的牙咽进肚子里，让那些屈辱随着岁月沉淀下去，变成骨头缝里的疼。阴雨天时隐隐发作，疼得人首冒冷汗，却只能咬着牙不吭声。

大部分人就这么熬了一辈子。

他们不是梁山好汉，没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魄，甚至连为自己呐喊的勇气都没有。就像俄罗斯音乐家列托夫那首《幸福而漫长的人生》，标题听着敞亮，唱的却是熬过千山万水的苦，把苦难熬成了习惯，熬成了脸上麻木的皱纹，熬成了端起粗瓷碗时，手背上凸起的青筋。

他们只是一群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蝼蚁，能活着己是侥幸，哪敢奢求更多。就像田埂上的野草，被车轮碾过，被牛羊啃过，却依旧在春天里冒出绿芽，不是有多坚韧，只是没得选。

所以当人们说起红花时，总有人摇头叹息。为什么命运要如此玩弄这个姑娘？她不过是想跳一支完整的芭蕾，不过是想抓住那点可怜的希望。

可在那个年代里，人活着就像在戏台上演戏，生旦净末丑早就被安排好了。有人是掌权者，站在台中央指手画脚；有人是服从者，在台下跟着喊好；而像红花这样的，就只能是牺牲者，用自己的悲剧，成全别人眼里的故事。

她是数以万计牺牲者中的一个，是那本血泪史里被撕掉的一页，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了。村里人偶尔会想起她当年在晒谷场上跳芭蕾的样子，蓝布衫的衣角飞扬，像只欲飞的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