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枚仿制的瓷质印章，经过周师傅徒弟中能工巧匠的精心修胚和做旧处理，最后又由楚渊亲手用特制的印泥反复试盖、调整，最终呈现在纸上的效果，己与照片上严国华那枚真印有八九分相似。若非极其熟悉之人拿着真印仔细比对，几乎难以分辨。

“足以乱真。”楚渊看着试盖的样本，下了结论，“但只能用一次，且目标必须是不熟悉真印细节、又不敢质疑权威的小角色。”

机会很快到来。阿明通过洋行渠道获悉，一批从瑞士发运、途经新加坡的精密仪器（主要是高精度测量工具和少量光学镜片）抵达港岛海关。这批货不在最严格的禁运清单上，但属于需要“特别许可”才能清关的敏感物资。买主是一家英资洋行，但楚渊判断其最终用户很可能与菲茨杰拉德的计划有关。

“截下它。”楚渊下令，“用我们的印章。”

计划周密而大胆。阿明伪造了一份工商署的“特别放行许可函”，内容含糊其辞，但措辞官方，最后盖上了那枚仿制的“严国华”印章。一名保安队员化装成政府信使，在货物卸船后、进入海关监管仓库前的混乱间隙，将“许可函”交给了负责接收的洋行职员。

那职员看到抬头的工商署字样和右下角清晰的官方印章，不敢怠慢，又见货物确实不属于明令禁止的类别，便未加细查，首接在提货单上盖了章，安排放行。

整个流程顺畅得令人意外。几箱贴着英文标签、散发着工业油脂气息的木箱，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转运到了“长安”控制下的一个秘密仓库。

开箱查验时，就连一向冷静的楚渊也忍不住心跳加速。里面是崭新锃亮的千分尺、水平仪、游标卡尺，还有几套包裹严实的显微镜镜头和棱镜！这些工具对于精密加工和实验室研究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工具虽好，尚需善用之人。”薛长安拿起一块光学镜片，对着光看了看，“此物非经年累月之训练，难以驾驭。”

楚渊深以为然。人才，始终是最大的瓶颈。实验室的“探秘小组”和器械厂的老师傅们己经超负荷运转，急需新鲜血液，尤其是受过现代理工科教育的人才。然而，在当时的港岛，这类人才极度稀缺，且大多被洋行和殖民政府垄断。

就在他们为人才问题绞尽脑汁时，一封意外的来信，通过澳门转递，送到了楚渊手中。

信封很普通，落款是一个陌生的英文名字和新加坡的地址。拆开信，里面是用打字机打成的英文短信，内容却让楚渊瞳孔微缩。

信是一位自称“陈博士”的人写来的。他表示从南洋华侨圈中听闻了“长安药业”和“薛神医”的名声，对其在艰苦条件下研发药物的努力表示钦佩。他自我介绍是新加坡一所理工学院的讲师，专攻化学工程，并随信附上了几篇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复印件。

信的末尾，他委婉地提出，听闻港岛机会众多，不知“长安”是否需要他这样“略有薄技”之人？并表示如果可能，希望有机会当面探讨“某些新型磺胺类药物衍生物的合成可能性”。

这封信来得太过突兀和巧合！一个远在新加坡的学者，如何能如此清晰地知道“长安”的内情？甚至提到了磺胺类药物（这无疑指向了之前陈药剂师带来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