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生于三国末期，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自幼聪慧，不仅精通诗文音律，更以旷达的性情、高洁的品行闻名天下。当时的曹魏政权己落入司马氏家族手中，司马昭为巩固权力，一面用高官厚禄拉拢名士，一面用严刑峻法打压异己，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而嵇康却始终坚守本心，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常与阮籍、山涛等好友隐居竹林，饮酒论道，写下无数抨击时弊的诗文。

山涛与嵇康情谊深厚，二人曾一同在曹魏为官，后因不满司马氏专权，先后辞官归隐。可公元263年，山涛迫于司马昭的压力，接受了“吏部郎”的官职，还想举荐嵇康接替自己的旧职——他既希望好友能避开隐居的清贫，也盼着嵇康能“识时务”，免于司马氏的猜忌。

收到山涛的书信时，嵇康正在灯下抚琴，琴音清越却带着一丝冷意。他读完信，指尖猛地一顿，琴弦“铮”地断了一根。在嵇康看来，山涛的举荐不是“善意”，而是对自己气节的背叛——司马氏靠篡权夺权，手上沾满了忠臣的鲜血，自己若接受官职，便是对曹魏的不忠，对理想的背弃。当夜，嵇康提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不仅明确拒绝了举荐，更首言不讳地痛斥司马氏的虚伪与残暴，字字铿锵，如利刃般剖开了当时官场的黑暗。

这封绝交书很快传到司马昭手中，他见嵇康竟敢公开反抗自己，勃然大怒，暗中下令搜捕嵇康的“罪证”。不久后，一个名叫吕安的名士因被兄长诬告“不孝”入狱，吕安曾与嵇康结为挚友，嵇康不顾友人劝阻，执意上书为吕安辩解，声称“吕安之贤，举世皆知，其兄诬告，实为构陷”。

这一举动恰好给了司马昭除掉嵇康的借口。他以“嵇康助吕安谋反，言论放荡，败坏礼教”为由，将嵇康与吕安一同打入大牢。消息传出，天下震动，三千多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司马昭赦免嵇康，甚至愿以自身为质，换嵇康出狱。可司马昭早己视嵇康为眼中钉，不仅驳回了请求，还下令将二人押赴东市处死。

行刑当日，洛阳东市人山人海，百姓们自发前来送行，有人掩面哭泣，有人低声咒骂司马氏的残暴。嵇康身着囚服，却神色坦然，他抬头望了望天边的太阳，对监斩官说：“我有一琴，藏于狱中，可否借我一用？”监斩官虽忌惮司马昭的威严，却也敬佩嵇康的风骨，最终点头应允。

琴被取来后，嵇康席地而坐，指尖轻拨琴弦，一曲《广陵散》缓缓流淌。琴声起初悠扬舒缓，似竹林间的清风；渐渐转为激昂壮烈，如勇士拔剑出鞘；到最后，琴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悲怆与不甘，仿佛在诉说着对理想的坚守、对暴政的抗争。在场之人无不动容，连刽子手都停下了手中的刀，静静聆听。

曲终音落，嵇康将琴轻轻放下，长叹一声：“《广陵散》自此绝矣！”随后从容起身，对刽子手说：“动手吧。”刀光闪过，一代名士就此陨落，时年西十岁。

嵇康虽死，可他宁死不屈、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后人在提及他为吕安辩解、不惧司马昭强权的壮举时，常用“赴汤蹈火”来形容他的侠义——他明知为吕安出头会引来杀身之祸，却仍义无反顾；明知反抗司马昭会落得身死的下场，却仍坚守本心。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正是“赴汤蹈火”的核心要义。

后来，“赴汤蹈火”逐渐从形容嵇康的个人壮举，演变为泛指“为了正义或承诺，不惜面对极大的危险，哪怕是滚烫的沸水、熊熊的烈火，也敢奋勇向前”。无论是古代为家国赴死的将士，还是如今为救人冲入火海的消防员，他们身上都有着与嵇康相似的赤诚——只要“义”在心中，便无惧生死，不畏艰险。这则成语，也因此跨越千年，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侠义”与“担当”的象征。